战国时期,玉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来源:Derier蒂爵珠宝 发布:2021-08-30

  玉器在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从史前时代直到现代社会,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玉文化所保持着的旺盛的生命力,玉器在我们身边依然无处不在。在中国,自古以来,玉器对于社会政治、宗教、礼仪等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国人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这也是其他古器物所不可比拟的。除了在初始阶段被用作武器以及生产工具之外,玉器曾经长期的作为重要的祭祀器物参与到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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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玉器发展过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中国传统玉器的发展、中国玉文化的发展都在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器的使用,东周时期的社会出现了极大的变革和动荡,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诸侯们为了表达对于宗主国周王室的反抗,以及在各诸侯国之间的进行相互的竞争和称霸,使得这些逐渐发展壮大的诸侯国在各自国属范围内形成了具有自身区域特色的文化。

  广义文化呈现出区域性的发展,由此也导致了其所包含的玉文化也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区域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在春秋中后期曾经先后称霸中原,盛极一时。

  它们虽始于不同的考古文化谱系,互相之间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长江下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便出现过辉煌一时的玉文化。而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早期玉文化的骤然消失,使得长江下游地区的玉文化一度出现倒退,直至春秋中后期吴越玉器的出现,才使这个地区的玉文化再度迎来高潮。

  一、早期传承对吴越玉器的影响

  从吴国立国的早期疆域来看,吴地大致包括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最早可追溯至三山文化。根据考古资料可以罗列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宁镇地区位于茅山山脉以西,包括皖南地区,其文化发展序列为:丁沙地早期文化遗存——北阴阳营文化——昝庙类型文化。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地区是越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发展序列为:河姆渡一期文化——河姆渡二期文化——河姆渡三期文化——河姆渡四期文化,向后发展至良渚文化钱塘江南岸类型。类似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曾发展出过辉煌一时的玉文化,这对后来吴越地区的玉器具有一定的影响。

  吴越地区出土的玉器的主要材质是软玉,而史前宁镇、太湖两地所出土的玉器其材质也是以软玉为主,可以推想其中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江苏溧阳小梅岭玉矿的发现为之提供了证据。

  根据钟华邦先生对梅岭玉的分析,可见梅岭玉的矿物成分与以上出土玉器的矿物成分基本相同。而从地理位置看,出土玉器的遗址、墓葬几乎是溧阳为圆心向四周展开的。从梅岭玉的矿物成分,梅岭玉矿的地理位置以及对玉材运输的便利程度等诸多因素来看,我们不难得出吴越地区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和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玉器的取材都极有可能是来源于梅岭玉。

  除了软玉以外,吴越玉器还有其他材质的代替品,其中一类就是昌化石。而自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里也有一些石质的文物,其色呈黄绿色或有褐斑。经检测,这些石质文物的矿物成分与杭州半山石塘墓出土的伊利石类器物成分相同,应当属于同一种类。

  《说文解字》曾言:石之美者为玉。早期先民对于“玉”的概念非常大,其中除了我们现今所指的软玉和硬玉之外,还包括了其他诸如蛇纹石、大理石、青金石、玛瑙、珊瑚等彩石或宝石。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使用昌化石代替部分软玉制作玉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有越以前甚至于在新石器时期,吴越地区就开始使用昌化石来作为制作玉石器的原料。

  石兴邦先生认为,早期中国社会对于鸟图腾的崇拜是环太平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王士伦认为,越国本土土著部族的先祖河姆渡人是鸟图腾和鸟崇拜的最早部落。

  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曾出土一件骨匕,其上刻着两组双头鸟;同层出土的还有一件象牙板,其上刻划着两组振翅的双头鸟。王士伦认为,图腾是氏族或部落的象征标志,其形象应具有定性,并且需要用显要的方式来表现。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这两件器物,其上所刻划的鸟纹都是连体双首鸟的振翅形象,其形象已有一定的定型化。

  1986年余杭县长命乡反山良渚文化墓地中出土了大批玉器,其中有鸟形玉器4件,并且该处出土的玉琮、玉钺和三叉形冠饰中均雕有鸟纹。在另外几件重要玉器上,除了可以认定为是良渚文化图腾的神人兽面纹外,几乎都出现了鸟纹。

  此外,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玉琮上,也刻着与反山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相似的鸟纹。由此可见,鸟在良渚人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虽然可能不是作为图腾而存在,但是依然反映了当时良渚人对于鸟的尊崇。

  受早期文明的鸟图腾和鸟崇拜的影响,吴越地区依然保持着对于鸟类的崇拜。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了一件伎乐铜屋,铜屋平面作三开间的长方形,正面敞开,无墙和门,仅立圆形明柱两根,屋顶立一八角柱,饰有“S”形勾连云纹,柱顶塑一大鸠尾,室内跽坐六人,作表演状。

  晋代干宝在其《搜神记》中曾有记载,因此牟永抗认为这座伎乐铜屋是越族用于祭祀的“庙堂建筑模型”。那么立于伎乐铜屋屋顶上的鸟,便可以看成是干宝在《搜神记》中所提到的越祝之主的“冶鸟”。而在绍兴漓渚中庄坝头出土的一件青铜鸠杖的杖首和杖墩,其杖首顶亦端立一鸠。

  至于吴越地区对于鸟类的崇拜在玉器上的影响则可以体现在,安吉龙山D141M1出土的爪上立有小鸟的龙形玉佩;鸿山邱承墩遗址出土的具有四蛇与四凤缠绕形态的玉带钩;吴县严山窖藏出土的饰有鸟纹的双系拱起脊玉饰等,以及吴越玉器中常用作辅助性的装饰纹样羽状纹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化发展出的绚烂的玉文化虽然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它依旧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诸多的影响。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吴越文化的渊源,无论是在玉器制作的选料上,还是在玉器表现的纹饰上,其对吴越玉器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二、外来因素对吴越玉器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微使得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开始步入自主发展的阶段,这些地区既想融入主流的中原社会,又希望能够称霸一方,因此,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在不断地接触、对抗和合作中,既互相破坏侵吞,又互相交流发展。

  正是这样的社会原因,使得吴越玉器在保留了其本土文化特征的同时,又包含了中原文化的诸多特征,同时还融合了秦、楚等其他地区强势文化的特征。

  从地理位置看,吴国位于宁镇地区,相较于越国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冲击,因此其保留的自身地方文化特色明显地小于越国。中原地区对于吴越地区的影响顺序应该是先吴国后越国,吴国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冲击较越国早,因此也相对于越国更早地吸收了周人南下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这对吴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受到中原各国间相互争雄的影响,以及强势君主的推动,吴国开始步入强大。而吴国的逐渐强大无疑使作为邻国的越国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几乎是在吴国强大压力的胁迫下,越国也开始相对被动地发展起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统治阶级的贵族阶层开始通过对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进行控制和垄断,从而达到提升自身政治威望和政治地位的目的。而玉器是奢侈品中的重要代表,因此在新石器时期之后沉寂已久的吴越地区的玉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促使文化发展成了多元一体的模式。对于接近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而言,由于长期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对其的吸引力远不如寻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发展方向来的强烈。而对于远离中原地区地处南隅的吴越两国而言,对于融入中原社会有着极为强烈的渴望,因此也更倾向于吸收和模仿中原文化。

  周代对于用玉行为和用玉制度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而圭璋则是周代玉礼制度的核心和重要体现。在已知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都普遍出土了大量的圭璋,而对于圭璋的大量使用则表现出了这些诸侯政权对于周礼的认同。但是,与此相对的,对融入中原社会有着强烈渴望的吴越地区却少见圭璋,这不得不说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语·吴语》言:“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这说明,按照周礼,吴越地区的统治者应自称公、侯、伯,而并非吴王、越王。这又不得不提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断,有实力的诸侯国纷纷竞相称霸。

  地处南隅的吴越两国在逐渐发展了经济之后,同样产生称霸中原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为了提高自身在诸侯国中的政治地位,利于参与诸侯称霸,脱离周王室权利的束缚,因此吴越两国的统治者摒弃了对于圭璋的使用,这可以看作是吴越地区甚少出土玉圭的原因。

  而吴越地区不见或少见圭璋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中原文化对于吴越地区的吸附力并不总是一直强烈,而是时强时弱,吴越地区并没有很好地融入进中原文化中,依旧游离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

  除了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外,吴越地区也受到同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文化的影响。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圈,其范围随着楚人的北上问鼎和南下征伐以及政治中心的东移扩展到了广达半个中国的范围。楚国与吴越接壤,玉帛相通,干戈相向,相互间交流影响。

  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曾有学者对其进行概括,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都属于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南文化;二、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衣食住行上十分相近;三、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都拥有高水平的铸铜技术;四、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崇巫之风盛行。

  江淮地区早期属于吴越的一部分,随着楚国的南下和东扩,自公元前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223年,江淮地区便作为楚国的东境与吴越的西境深受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交互影响。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认为,中原文化面向东南的传播,正是经由楚文化作为连接点而实现的,而楚灭越更是将吴越文化最终也纳入了楚文化的范围。

  楚文化给吴越玉器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艺手法和纹饰上。从目前已知出土材料中可见,吴越地区早期出土的玉器形制较为单一,且素面无纹的较多。然而,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楚文化对吴越玉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同时,吴越文化也对楚式玉产生了部分影响。

  一般认为,有角的玉玦属于典型的越式玦,然而这种有角形玉玦在楚地桐柏月河墓中也有出土,这就说明了,虽然吴越文化较楚文化相对弱势,但是在两者的接触交流过程中,弱势的吴越文化给强势的楚文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三、总结

  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社会生活文化中逐渐走下神坛,并进一步弱化了其作为礼器的性质,从而更多地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奢侈品的重要代表和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吴越玉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虽然吴越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相应的玉文化来作为其维护统治,强化政权的支撑,但是,吴国和越国的相继称霸只是战乱年代的昙花一现,吴越文化也没有因此发展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吴越玉器也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玉文化。随着国家的瓦解,吴越玉器也最终走向黯淡,逐渐被楚文化消融和同化,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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